後記

後記

﹁射鵰英雄傳﹂作於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，在﹁香港商報﹂連載。回想十多年前﹁香港商報﹂副刊編輯李沙威兄對這篇小說的愛護和鼓勵的殷殷情意，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，不能讓我將這修訂本的第一冊書親手送給他，再想到他那親切的笑容和微帶口吃的談吐，心頭甚感辛酸。

﹁射鵰﹂中的人物個性單純，郭靖誠樸厚重、黃蓉機智狡獪，讀者容易印象深刻。這是中國傳統小說和戲劇的特徵，但不免缺乏人物內心世界的複雜性。大概由於人物性格單純而情節熱鬧，所以﹁射鵰﹂比較得到歡迎，曾拍過粵語電影，在泰國上演過潮州劇的連台本戲，目前香港在拍電視片集；曾譯成了暹羅文、越南文、馬來文︵印尼︶；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說如﹁江南七俠﹂、﹁九指神丐﹂等等種類也頗不少。但我自己，卻覺得我後期的某幾部小說似乎寫得比﹁射鵰﹂有了些進步。

寫﹁射鵰﹂時，我正在長城電影公司做編劇和導演，這段時期中所讀的書主要是西洋的戲劇和戲劇理論，所以小說中有些情節的處理，不知不覺間是戲劇體的，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療傷那一大段，完全是舞台劇的場面和人物調度。這個事實經劉紹銘兄提出，我自己才覺察到，寫作之時卻完全不是有意的。當時只想，這種方法小說裏似乎沒有人用過，卻沒有想到戲劇中不知已有多少人用過了。

修訂時曾作了不少改動。刪去了一些與故事或人物並無必要聯繫的情節，如小紅鳥、蛙蛤大戰、鐵掌幫行兇等等，除去了秦南琴這個人物，將她與穆念慈合而為一。也加上一些新的情節，如開場時張十五說書、曲靈風盜畫、黃蓉迫人抬轎與長嶺遇雨、黃裳撰作﹁九陰真經﹂的經過等等。我國傳統小說發源於說書，以說書作為引子，以示不忘本源之意。

成吉思汗的事跡，主要取材於一部非常奇怪的書。這部書本來面目的怪異，遠勝﹁九陰真經﹂，書名﹁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﹂，一共九個漢字。全書共十二卷，正集十卷，續集二卷。十二卷中，從頭至尾完全是這些嘰哩咕嚕的漢字，你與我每個字都識得，但一句也讀不懂，當真是﹁有字天書﹂。這部書全世界有許許多多學者窮畢生之力鑽研攻讀，發表了無數論文、專書、音釋，出版了專為這部書而編的字典，每個漢字怪文的詞語，都可在字典中查到原義。任何一個研究過去八百年中世界史的學者，非讀此書不可。

原來此書是以漢字寫蒙古話，寫成於一二四零年七月。﹁忙豁侖﹂就是﹁蒙古﹂，﹁紐察﹂在蒙古話中是﹁秘密﹂，﹁脫必赤顏﹂是﹁總籍﹂，九個漢字聯在一起，就是﹁蒙古秘史﹂。此書最初極可能就是用漢文註音直接寫的，因為那時蒙古人還沒有文字。這部書是蒙古皇室的秘密典籍，絕不外傳，保存在元朝皇宮之中。元朝亡後，給明朝的皇帝得了去，於明洪武十五年譯成漢文，將嘰哩咕嚕的漢字註音怪文譯為有意義的漢文，書名﹁元朝秘史﹂，譯者不明，極可能是當時在明朝任翰林的兩個外國人，翰林院侍講火原潔、修撰馬懿亦黑。怪文本︵漢字蒙語︶與可讀本︵漢文譯本︶都收在明成祖時所編的﹁永樂大典﹂中，由此而流傳下來。明清兩代中版本繁多，多數刪去了怪文原文不刊。

﹁元朝秘史﹂的第一行，仍是寫著原書書名的怪文﹁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﹂。起初治元史的學者如李文田等不知這九字怪文是甚麼意思，都以為是原作者的姓名。歐陽鋒不懂﹁九陰真經﹂中的怪文﹁哈虎文缽英，呼吐克爾﹂等等，那也難怪了。

後來葉德輝所刊印的﹁怪文本﹂流傳到了外國，各國漢學家熱心研究，其中以法國人伯希和、德國人海涅士、蘇聯人郭增、日本人那珂通世等致力最勤。

我所參考的﹁蒙古秘史﹂，是外蒙古學者策‧達木丁蘇隆先將漢字怪文本還原為蒙古古語︵原書是十三世紀時的蒙古語，與現代蒙語大不相同︶，再譯成現代蒙語，中國的蒙文學者謝再善據以譯成現代漢語。

﹁秘史﹂是原始材料，有若干修正本流傳到西方，再由此而發展成許多著作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﹁黃金史﹂。西方學者在見到中國的﹁元朝秘史﹂之前，關於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據﹁黃金史﹂。修正本中刪去事蹟甚多，如也速該搶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、也速該被人毒死、成吉思汗曾被敵人囚虜、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兒帖被敵人搶去而生長子朮赤、成吉思汗曾射死其異母弟別克帖兒等，都是說起來對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。

﹁九陰真經﹂中那段怪文的設想從甚麼地方得到啟發，讀者們自然知道了。

蒙古人統治全中國八十九年，統治中國北部則超過一百年，但因文化低落，對中國人的生活沒有遺留重大影響。蒙古人極少與漢人通婚，所以也沒有被漢人同化。據李思純在﹁元史學﹂中說，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，可考者只有一個﹁歹﹂字，歹是不好的意思，歹人、歹事、好歹的﹁歹﹂，是從蒙古語學來的。撰寫以歷史作背景的小說，不可能這樣一字一語都考證清楚，郭嘯天、楊鐵心等從未與蒙古人接觸，對話中本來不該出現﹁歹﹂字，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。我所設法避免的，只是一般太現代化的詞語，如﹁思考﹂、﹁動機﹂、﹁問題﹂、﹁影響﹂、﹁目的﹂、﹁廣泛﹂等等。﹁所以﹂用﹁因此﹂或﹁是以﹂代替，﹁普通﹂用﹁尋常﹂代替，﹁速度﹂用﹁快慢﹂代替，﹁現在﹂用﹁現今﹂、﹁現下﹂、﹁目下﹂、﹁眼前﹂、﹁此刻﹂、﹁方今﹂代替等等。

※※※

第四集的插圖有一幅是大理國畫師張勝溫所繪的佛像，此圖有明朝翰林學士宋濂的一段題跋，其中說：

﹁右梵像一卷，大理國畫師張勝溫之所貌，其左題云﹃為利貞皇帝丮𤾛信畫﹄，後有釋妙光記，文稱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，凡其施色塗金皆極精緻，而所書之字亦不惡云。大理本漢楪榆、唐南詔之地，諸蠻據而有之，初號大蒙，次更大禮，而後改以今名者，則石晉時段思平也。至宋季微弱，委政高祥、高和兄弟。元憲宗帥師滅其國而郡縣之。其所謂庚子，該宋理宗嘉熙四年，而利貞者，即段氏之諸孫也。﹂

其中所考證的年代弄錯了。宋濂認為畫中的﹁庚子﹂是宋理宗嘉熙四年︵一二四○年︶，其實他算遲了六十年，應當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︵一一八○年︶。原因在於宋濂沒有詳細查過大理國的歷史，不知道大理國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○年，而不是六十年之後的庚子。另有一個證據，畫上題明為利貞皇帝畫，利貞皇帝就是一燈大師段智興︵一燈大師的法名和故事是我杜撰的︶，他在位時共有利貞、盛德、嘉會、元亨、安定、亨時︵據羅振玉﹁重校訂紀元編﹂。﹁南詔野史﹂中無﹁亨時﹂年號︶六個年號。宋濂所說的庚子年︵宋理宗嘉熙四年︶，在大理國是孝義帝段祥興︵段智興的孫子︶在位，那是道隆二年。

此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館，該館出版物中的說明根據宋濂的考證而寫，將來似可改正。

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學者，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師，號稱明朝開國文臣之首。但明人治學粗疏，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﹁元史﹂，六個月就編好了，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資料，命他續修，又只六個月就馬馬虎虎的完成，所以﹁元史﹂是中國正史中質素最差者之一。比之﹁明史﹂從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，歷六十年而始成書，草率與嚴謹相去極遠，無怪後人要另作﹁新元史﹂代替。單是從宋濂題畫、隨手一揮便相差六十年一事，便可想得到﹁元史﹂中的錯誤百出。但宋濂為人忠直有氣節，決不拍朱元璋的馬屁，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。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