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亡，母不明，唐家已毁

京城的风比南方硬。

唐远住进城南一家不起眼的客栈，按入城凭证上的名字登了簿，对外只称来结铁料尾款。白天他不急着往唐府旧址钻，先在市集、茶棚、军器局外围转——越是想听真话，越不能显出“急着听”的样子。

消息是碎的，也是血腥的。

抄家那日，唐府的门被卸了。兵丁从正厅一路翻到后院，账册、告身、甚至夫人房里的首饰匣都造了册。有人说侍郎本人在堂上还挺着脊梁，不肯跪新君的诏；有人说他已经病了很久，抄家的鼓声一响，人就咳得站不稳。女眷被驱到廊下点名，有的当场发落洗衣局，有的配给外县。下人作鸟兽散，有的被抓去问话，有的趁乱逃出城，再不敢提“唐”字。

唐远在茶棚里听这些话时，手指慢慢收紧，又慢慢松开。

他没有再追问“侍郎后来呢？”怕暴露自己的身份

真正有用的线索，是第三日在一座旧货铺里碰到的。

铺里收的是抄家出来的零碎：旧衣、断梁、落了漆的箱板。掌柜是个瘦脸中年人，眼尖，见他面具，先打量半晌，才肯开口。唐远没有提唐府，只装作看中一只旧铜炉，闲聊似的问：“这种货，最近是不是进得多？”

掌柜哼了一声：“多了。旧朝的人倒得快，宅子空得也快。前阵子北边那条巷子，唐家那一宅，搬出来的东西能堆半条街。有些带字的书，官家收了；没字的、能用的，才流到我们这种地方。”

“人呢？”唐远问得很淡，像随口。

“男丁充军的充军，圈的圈。听说老的那位身子扛不住，出城没两日就在路上折了。也有人讲人还在，发往极北，活不活看命。反正——”掌柜压低声音，“新君不爱听‘旧忠’两个字。你若不是专收这种货的，少问。”

唐远放下铜炉，付了茶钱一样的闲钱，转身走了。

路上折了。

这四个字像钉子，钉进他胸口，却还不能算实。商人口中的“听说”从来真假参半。他需要更靠近源头的声音。

第五日，他终于摸到一个从前在唐府做过事的老门子。

人已经不在京城正籍里，蜷在外城一处烂尾的厢房，靠给酒楼送柴换口饭。唐远没有直接上门，而是连续两天在附近买炭、送凉，让对方先眼熟他“有疾、少言、肯给足工钱”的模样。直到第三日黄昏，他才在巷口拦住对方，递上一张小银票，声音压得很低：

“我只问一句——兵部侍郎唐渊致抄家之后，侍郎与夫人在何出。”

老门子脸色刷地白了。

他先要躲，被唐远的眼神钉住。那双眼睛在面具后头，沉得不像普通商贾。僵持片刻，老人接过银票，手抖得厉害，终于咬牙吐出一串断续的话：

抄家当日，侍郎被点名押走，夫人随行。出城走的是北道，说是充军极边，实则一路上疾病、冻饿、官差的鞭子都有。走到某处驿站时，侍郎咳血不止，已经起不了身。官差不敢把“死在路上”写得太明白，只草草呈了病故，尸骨就地埋了，连一块像样的碑都没有。夫人……夫人没能跟着到极边。有的说她在半道也被折磨得脱了形，被发去洗衣局前就没了气息；有的说她被改籍到外县，生死不明。老门子自己是趁乱逃出来的，不敢回去认，更不敢上坟。

“少爷若还在……”老人忽然抬眼，又立刻把话咽回去，只苦笑，“当我没说。唐府没了。提旧名的人，也快没了。”

唐远站在巷风里，很久没有动。

父亲死了。

不是堂上斩决的那种死，是被折磨着、咳着血、在无名驿路旁被草草埋掉的死。母亲的下落更模糊，像一团怎么也捞不干净的雾。他少年时在正厅里听过的教诲、顶撞过的怒喝、为娶袁圆而撒下的弥天大谎，假死的不孝。

夜里回到客栈，他关紧门窗，摘下面具。

半边旧伤在灯下触目惊心。他没有哭出声，只是坐到天色发灰。桌上那张入城凭证像一份催命符：登记在册的人不能无限期留在京里，走得太晚会惹眼，走得太早又等于把母亲的线索彻底放弃。

次日，他做了两件事。

第一件，托可靠的人去北道几个驿站打听“病故官犯”的草簿，能抄到姓名最好，抄不到也要听埋骨的大致方向。第二件，给南方的家留后路——他没有写长信，只在货单夹缝里做了只有袁圆看得懂的记号：事已半明，父恐不在，母未定，我再留旬日。

旬日里，北道回传的消息渐渐合拢。

侍郎病故于途，草葬于某驿以北的荒坡，无碑。与侍郎同行的女眷名册上，夫人那一栏被墨笔勾过，旁注含糊，像是死了，又像是被改投他处时故意写乱。洗衣局的旧人里，没有人见过那位清河崔氏出身的唐夫人；外县的发落名单上，也找不到清晰可认的名字。

能确认的只有一件事：唐府作为一座宅子、一门贵胄，已经从京城的版图上被抹掉了。

唐远在城外的荒坡上站过一次。

那不是正经的坟，只是官差随手堆起的土。风很大，草很低。他没有祭奠的仪仗，只跪下去，把额头抵在冻土上，很久。面具重新戴好时，眼眶是红的，声音却稳：

“对不起。不孝的是我。可活着的人，我还要护。”

他没有在京里再留。

登记核销、结清那笔真正存在的铁料尾款，然后南返。路上他少言寡语，夜里却常醒——醒时眼前是父亲咳血的幻象，是母亲名册上那一笔含糊的勾，是南方灯火里袁圆与一双儿女的轮廓。

他带回的不是喜讯，是一块压在心口的实锤：

父亡，母不明，唐家已毁。